政治学一周热点-第1期
政治学人“一周观点摘编”选取新近政治学类论文，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每周发布一期。传播优质学术、展现学科动态、凸显学人观点，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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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丨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民民主
作者信息：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出处：《行政科学论坛》2017年第9期
核心内容： 西式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与中国式民主即人民民主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类政治制度，就这两种制度而言，大部分人对西式民主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面对人民民主却认识模糊。全文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分析西式民主和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解析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在治理中的困境，对于西式民主作者有以下质疑：“党争民主”能治国吗?或者说治国能靠“党争民主”吗?“党政民主”能治理吗？等问题。作者认为：民主是分配权力的, 法治是约束权力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 在党争过程中民主就变成了没有边界的政治斗争。作者提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话语, 说到底是随着它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推展开来的, 没有哪一个在物质上、经济上弱势的国家的思想会成为世界的思想。我们所接受的现代思想, 都是因为它们国家的强大, 而国家的强大要有一套理论上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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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勇丨“国家性”问题：民主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视域
作者信息：雷勇，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核心内容： “国家性”问题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团体和公民对该国的领土范围存在分歧与争议，在政治制度的建构、政治冲突的化解、公民资格的确立、公民权利的实现等方面缺乏基本共识，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分离主义，影响国家统一和政治整合。长期以来，“国家性”问题在民主化研究中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文章的研究问题是：对于存在“国家性”问题的国家，民主化会产生什么影响，民主化水平的高低对“国家性”问题的演变是否具有影响？如果有，产生影响的原因为何？通过分析，作者指出：在民主转型时期，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政党或执政党）容易受到民主化的冲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比较混乱，大多数的民主制度设计容易刺激民主主义的膨胀，甚至引发民族分离主义等问题，因此民主转型常常会加剧”国家性“问题；相反，随着民主巩固的实现，政府权威将得到有效形塑，统一的国家文化逐渐建立，民主共识形成不断叠加，各民族的关系将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得到协调，社会整体呈现稳定状态，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分离逐渐纳入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轨道，”国家性“问题将得到有效抑制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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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丨我国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与主动应对
作者信息：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张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老龄化与少子化、能源安全、极端突发性重大灾难、恐怖主义、债务危机、网络安全等七大内部挑战和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及冲突、核事件等三大外部挑战。作者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交织的“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挑战和风险，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国家治理能力。突出体现在：第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第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第三，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第四，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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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丨中国治理优势在于丰富了共识民主的有效模式
——中国政策过程追求的是一种共识民主
作者信息：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出处：《北京日报》2018年3月5日
核心内容：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一种相对于多数决民主形式的新型民主，意味着规则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置旨在使人们广泛地参与政府，并就政府推行的政策达成普遍的一致。其要素主要有：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文化基础、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的政策过程、广泛而非相对多数的参与者、政策过程的协商—协调—协作原则。中国的政策主体有“国家”（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不同层次的政策过程的共识民主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大致可以划分为“制度化协商型共识”（基于很多常规性机制、决策文化而达成的共识）、“市场化压力型共识”（主管部门对市场化压力的反应速度与决策过程）和“谈判型共识”（对社会抗争的有效回应）。由此可见，中国政策过程的追求是一种共识民主，同时作者也指出，这并意味着不存在其他决策形式，并非所有的政策过程都可以纳入这种“共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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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丨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者信息：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学海》2017年第5期
核心内容：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由治体论的思想渊源与近世脉络至宋学内部竞争所形成的近世治体论的双轴时代，再至明清以降近世治体论的模式衍变，文章对“治体论”这一思想范畴的历史演进脉络进行了勾勒，而据此传统思维内容与现代中国的诸种相关论说参照比较，促进现代政治解释和规范的反思性成熟，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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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作者信息：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核心内容：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的体现之一，既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从历史与政治的角度来看，近现代学术体制的发展使政治史被归入史学范畴，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更加侵蚀了政治史的领地，然而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支配性的变量，政治的维度必须重新考量。从规范与经验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存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种路径，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政治史的规范研究更多保留传统史学的特征，政治史的经验研究强调事实与推论的合理关联。从文化与权力的角度看，政治社会的资源配置总是通过权力显现出来，其背后又隐含着文化机制。从时间与结构的角度看，结构是带有规则性的人类行为模式，时间则关注具体历史发生。从逻辑与证据的角度看，好的政治史应兼具理论与经验（史料），并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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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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